最近，有件事在全网炸开了锅。

湖北推行「妈妈岗」就业模式。

号称，为大量母亲提供工时短、灵活性强、能居家上班的弹性工作岗位。

「方便宝妈们边带娃边工作。」

消息一出，全网沸腾。

几乎是一边倒的骂声。

人们纷纷指责，这一岗位忽视了父亲的抚养义务，只会让女性的生存处境和就业情况越来越糟糕。

鱼叔也深以为然。

而且，实际上，这样的戏码早已上演过，结局也有目共睹。

今天回看，也会发现，这不仅仅是一个称呼的问题。

韩剧《残酷的实习生》中，女主本是资深职场人。

但因婚后离职，专心育儿，有长达7年的空窗期，再难回归职场。

上司主动提出「关怀措施」，给予「弹性实习机会」，安排轻任务、半工时。

和湖北的「妈妈岗」如出一辙。

初看是好的。

有了工作，又不必太劳碌，还能抽出时间照顾孩子。

但，时间久了，带来的问题是：

工作能力不被认可，也没机会施展，升职机会完全被封锁；

随着孩子逐渐长大，身为母亲的价值感被剥夺后，很难再在职场上找回主场。

职位可有可无，工资也少得可怜。

没了经济大权，家庭地位也堪忧。

和丈夫吵架后也不敢离开，因为根本难以独立。

这一连串问题，恰恰是不满「妈妈岗」的人所担心的。

现实中，也有过先例。

1972年，日本出台《勤劳妇人福祉法》，对从业女职工的劳动保护、生育休假等提供法律依据。

就很像现在的「妈妈岗」式政策。

名义上是对女性的保护性政策，但实则建立在女性优先家庭的基础上。

这导致当年日本职场上大多女性从事的都是端茶倒水、打印文件等杂活，或是最基础的文员工作。

短期看，确实缓解了劳动力缺口，一解很多家庭的燃眉之急。

可长期后果是，贫困女性人数大规模增长。

尤其是独自抚养孩子或老人的单身女子，为维持生计，只得同时打多份工。

很多女职员因为身处公司最底层，还要承受职场性骚扰。

家庭中，男性的经济负担也相应加重，出现过劳死、自杀等严峻的社会问题。

80年代初一部爆火的日剧《回忆制造》，反映出当时女性的普遍困境。

越来越多适龄女性恐于进入婚姻，因为她们深知，成为妻子、母亲，几乎等同于自我放弃。

但即便有心耕耘事业，职场又始终将女性拒之门外。

这也直接导致了日本风俗业的出现和壮大。

1985年的电影《爱的旅馆》就侧面展现了彼时严重失衡的职场环境，如何催生性产业繁荣的社会现实。

年轻的应召女郎，是出身不佳、教育断裂、社会保障缺位后，自然滑入性产业的可怜女性。

而片中的男主，也就是她的客户，是在泡沫经济前期，工作受挫，无力负担养家重任，欠下黑帮高利贷。

她的妻子也因此遭黑帮强暴。

重重打击让他不堪重负，干脆自暴自弃决定自杀，并在自杀前找了应召女。

片中个人的不幸和孤独背后，是时代的悲歌。

近半个世纪已然过去。

时至今日，国内还是出现了「妈妈岗 」？

不可否认，初衷或许是善意的。

它正是关注到了，相比男性，女性在现实社会中长期处于弱势的现实。

尤其是育儿期女性面临的职业中断、再就业困难等问题。

所以才会特意针对女性，提供岗位，鼓励回归，帮助其找回社会功能。

日本NHK的纪录片《密室的防攻·男女雇佣均等法背后》也揭示，日本当年制定类似政策时，立法者内部也有过激烈争执。

只是因为就业等现实问题过于突出，保守势力也过于强硬，最终才妥协在这样一个貌似平衡、务实的结果上。

当然，其中的问题更是显而易见的。

这一政策设计考虑的，主要还是社会的现实用工需求，而非女性群体的主体需求和长期的发展权益。

预设的，还是传统的性别角色。

因此忽视了，这样的政策强化了母职标签。

将养育子女的责任完全推到母亲身上，也会让女性长期陷入无晋升、底薪的可有可无的边缘带。

还淡化了男性的育儿责任，固化了男性在就业市场上的主导地位。

相较之下，像上海、陕西等地使用的「生育友好岗」说法，就更为合理、谨慎。

当然，单是名称的改变也无法直接撬动不平衡现状。

就像之前曾掀起讨论的产假政策。

很多人提议为打破女性「丧偶育儿」的困境，应当推行夫妻同休产假。

官方也给出了积极回应。

但这又引起很多人的质疑。

不少人觉得，哪怕政策进步，太多家庭观念也很难及时跟进。

唯恐会出现这样的情况——

说是同休产假，结果是丈夫在家休息，妻子不仅要照顾小孩，还要照顾丈夫。

解决女性职场困境问题，本就无法依赖单一政策。

日本在出台《勤劳妇人福祉法》后直至80年代中期，弊端尽显。

在国际趋势和女性群体诉求的推动下，1986年又实施了改进的《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》。

确保在招聘、晋升、培训等就业环节中，男女享有平等的机会，也对女性劳动者在孕期、产期等特殊时期提供特别保护，禁止因生育等原因辞退女性职员。

后续又有各种政策的出台和跟进。

1992年有《育儿休假法》，规定男女皆可休育儿假。

2006年修改《均等法》，增加了「禁止间接性别歧视」的条款，禁止那些表面性别中立但实则对女性不利的规定，比如身高、体重要求等。

还有其他配套机制不断完善，比如企业女性比例改革，育儿津贴与福利扩充，以及女性产假后的复职支持等等。

不只是日本，其他国家也都是相似的。

德国父母同休假，还可领取共同育儿津贴。

新加坡有月度津贴、托育补贴等。

还有像北欧国家，有男性12月育儿假+收入保障+社会托育普及。

纪录片《他乡的童年》中，一位母亲到芬兰后，原本很担心这一身份带来诸多不便。

结果被告知，「在这边妈妈是最大的。」

虽然国情有异，但足以说明，我们无法靠一个新的岗位扫空职场女性的烦忧。

即使将妈妈岗改为父母岗，如果配套机制跟不上，男性育儿假不足，职场评价体系不变，依然可能还是原地打转。

多项政策与社会观念、财政激励、家庭结构协同推进才有可能打破僵局。

日剧《如虎添翼》里也揭示了，真正打破职场女性困局的，不只是政策条文。

而是越来越多拥有亲身经验的知识女性，走进了政界、法界。

将切身的苦恼转化为具体的公共政策。

当然，职场不公问题至今在全世界范围内，依然是未竟的事业。

很多旧有观念依然积重难返，大量女性仍陷于家庭和职场的泥沼中。

更遑论经济下行，很多企业都自身难保时，普通职场女性的处境又雪上加霜。

很多女性因为担心失业，怀孕后正常休假也会诚惶诚恐。

疫情期间，日本社会就暴露出很多问题，一度重蹈历史覆辙。

因为疫情波及到的服务业中，女性临时工占比很大，太多女性被迫失业。

很多经济情况本就不好的女性，被迫进入风俗行业。

女性自杀率也急剧上升。

因为很多家庭收入锐减，家庭主妇也被迫出门找工作。

找到的还是类似「妈妈岗」的廉价零工。

即便比男性的工作量小，但因为完全承担了育儿任务，也大都不堪重负。

这也不仅仅是丈夫个人的问题，更有社会观念的束缚。

NHK的纪录片《女性的控诉：收入减少与影子工作》呈现了疫情期间同时居家办公的一对夫妻的生活状况。

妻子负责带娃、给全家做饭，还要工作。

每天都精力透支，因为睡眠不足头疼，止痛药都成了必需品。

丈夫哪怕有心分担，也无力参与。

因为他的上司默认他家里有妻子带娃，还抱着「男性工作能力更强」「男人就该工作养家」这种过时观念，给丈夫超负荷的工作任务，让他无法脱身。

显然，这样的情况也不限于一时一地。

所以说到底，直面这种种不公事实，做出真正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。

不过，如果名字都懒得改，注定只会永远原地踏步。

先把错的称呼改掉，才能让对的观念生根发芽。

至少别一错再错了。

全文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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